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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项目。
攀枝花钢铁厂1
冶金工业三线建设最大的项目，首推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这也是整个三线建设有代表的项目。说起攀钢建设，应当追溯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地质部的勘探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40年代地质专家调查的资料，在北自四川省西昌，南至川滇边界的金沙江，长约200公里的安宁河谷和金沙江河谷地带发现了几处大铁矿，主要有西昌的太和、德昌的白马、盐边的攀枝花(这是地质队所在村，因有木棉树，俗称攀枝花鼎合网，因而得名)，储量很大。还在金沙江河谷发现了炼焦煤。因此，产生了在这一带建设钢铁厂的设想。
1958年春天成都会议时，毛主席批准了建设攀枝花的设想。随后西南协作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书记廖志高、杨超(四川省委工业书记)和我坐飞机飞抵西昌，并从西昌到会理一带考察了一番。当时这一带经济十分落后，西昌连一个小机械厂也没有，老百姓生活也很艰苦。李井泉很感慨地说，没有想到解放这么多年，老百姓依然衣不遮体。我们下决心开发这里的铁矿，建立钢铁厂和其他工业项目，以发展这里的经济，并当即决定成立西昌建设委员会和西昌钢铁厂筹备处，由杨超兼任建委主任。
我听取了地质队的汇报，了解到这里有那么多的大矿，心中非常高兴，但是这里的铁矿是含钒、钛的磁铁矿，是否能冶炼出铁来，尚是未知数，必须进行试验。因此我建议先在西昌建一个小钢铁厂进行试验。同时还选择了离太和铁矿很近的西昌飞机场作为将来西昌钢铁公司的厂址。可是到了1962年，因为调整，国家无力进行准备工作，西昌钢铁厂下马，人员疏散。
随着攀枝花地区铁矿、煤矿的逐渐探明，就把从西昌到攀枝花一带要建设的钢铁厂称为攀枝花钢铁厂。但究竟建在哪里，当时没有仔细研究。1964年4月至5月，毛主席两次谈到要建攀枝花钢铁厂，说不搞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由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负责，率领中央各有关部门到西南规划三线建设鼎合网，冶金部派徐驰率领工作组前去选择攀枝花钢铁厂厂址。
经过对西昌、德昌、米易、攀枝花几个地区的比较，认为攀枝花地区兰尖铁矿最容易开发，应当先开采。而宝鼎煤矿就在铁矿附近，可以就地供应，加上又有滚滚而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沙江水可资利用，实在是一个建厂的好地方。而西昌地震烈度系数大，太和矿储量虽丰富，但开采难度比较大，水源也比较紧张，所以工作组决定舍西昌而选攀枝花。但攀枝花地区没有平坦的地方，建一个150万吨的钢铁厂，起码要5平方公里的厂址，但这里连1平方公里的平地也没有，这就成为一个大难题。我国的技术人员是具有创造性的，他们在金沙江边上一个叫弄弄坪的山坡上，左测量右比较，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要在2.5平方公里的山坡上，依山势设厂，采用台阶式布置，安排一个大型钢铁厂。把一个大型钢铁厂建在狭窄的山坡上，这在世界钢铁工业建设史上也是无先例的。
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亲临现场考察、研究，批准了在弄弄坪建厂的方案，于是一场集科研、设计、建设于一体的大战迅速展开。
攀枝花钢铁厂能不能建设成功，首先取决于能不能在普通高炉中用含二氧化钛高达20%以上的钒钛磁铁矿炼出铁来。按常规冶炼方法，二氧化钛在高炉里是不熔化的，钛粉粒和铁水粘在一起，渣和铁不分，流不出铁水来。不突破这个难关，就谈不到建设钢铁厂。于是，一个以周传典为首的攻克钒钛磁铁矿冶炼关的技术专家组成立起来，要在一年之内解决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能解决的冶炼技术难题。
专家组先在承德100立方米高炉进行模拟试验，后到首钢610立方米的高炉上试验，再在西昌两座28立方米小高炉上用攀枝花矿石进行了长期试验，一次又一次摸索规律，最后得出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来对付在炉内捣乱的二氧化钛，终于从高炉内流出了铁水。奔腾而出的铁水，宣告攀枝花钢铁厂可以开建了。不但冶金战线广大同志激动异常，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也非常高兴。1973年我和周传典等人在攀钢蹲点，在周传典的主持下，曾经把当时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不仅永远保存了这些资料，表彰了参加攻关的同志们的功绩，同时还为生产现场的技术人员、工人提供了技术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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