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上强大的时代有很多,为什么西班牙首相这次在中国偏偏就提到了1583年呢?
2026年4月13日,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走进清华大学发表公开演讲。这场演讲中,桑切斯没有堆砌空洞的外交辞令,反而用一段跨越四百多年的历史,引出了对中西关系的深刻思考——他特意提到了一个精准的时间点:1583年。
中国历史上,强汉盛唐、洪武永乐,个个都是声威远播的时代,桑切斯为何偏偏选中1583年这个看似普通的年份?演讲中,他给出了线索:他以传教士利玛窦来华的故事为切入点,坦言利玛窦当年带来的世界地图,以欧洲为中心,将亚洲置于边缘,充满了时代性的偏见;而四百多年过去,仍有不少西方人,还在用那张扭曲的旧地图,看待如今的中国和世界。
这番话的深意不言而喻:西方世界不该再抱着几百年前的傲慢与偏见审视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从来都不是可以被随意忽视、随意拿捏的存在。而1583年这个时间点,正是西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直面一个强大且繁荣的中国的开端,也是西班牙帝国与中国文明,第一次产生深度碰撞的关键年份。要读懂桑切斯的潜台词,就得先回到四百多年前,看看1583年的西班牙和中国,究竟是什么模样。
1583年的西班牙,正处在历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自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后,西班牙凭借着一代航海家的开拓,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当时的西班牙,领土横跨欧亚非美四大洲,从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到美洲的墨西哥、秘鲁,再到亚洲的菲律宾,都飘扬着西班牙的旗帜,殖民地总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左右。
那时的西班牙,国力强盛到无可匹敌。其海军舰队号称“无敌舰队”,最盛时拥有千余艘舰船,其中主力战舰就有300余艘,配备2000多门大炮,水兵和士兵总数达数万人,总排水量甚至超过了后来美军的单支航母编队。凭借这支舰队,西班牙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垄断了全球海上贸易的核心通道。据记载,1545至1560年间,西班牙海军从海外殖民地运回的黄金就达5500公斤,白银达24.6万公斤,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重金属开采量的83%都被西班牙掌控。
这种绝对的实力,让西班牙的殖民者们充满了扩张的野心。在美洲,他们仅用100多个人就征服了拥有庞大人口的印加帝国,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整个美洲大陆纳入殖民版图。这种“速胜”的经历,让西班牙殖民圈形成了一种傲慢的认知:只要拥有精良的火器和训练有素的士兵,就没有征服不了的国家。而此时的中国,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但军事落后的东方古国,正是他们下一个征服的目标。
1583年的中国,正处于明朝万历十一年,虽然已过洪武、永乐年间的鼎盛时期,但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据史料记载,万历年间,明朝的耕地总面积达700万顷,明末时更是增至780多万顷,这一水平即便到了后来的康乾盛世也未能打破;人口保守估计在1亿左右,占当时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铁产量达9000多吨,是宋朝的两倍,冶金工业极其发达,其水平领先世界两百多年。
军事上,明朝的军工业规模庞大,一营5000人的士兵中,就装备有霹雳炮1000挺、鸟枪200枝以及大炮20门,除此之外还有鬼头大刀、弓弩、手雷和火箭等装备,火器数量之多,是同期欧洲国家无法比拟的。虽然明朝的火器在精度和技术上略逊于西班牙,但胜在数量庞大、装备广泛,再加上明朝有完备的官僚体系和庞大的动员能力,其综合军事实力,绝非美洲那些连铁器都未普及的土著王国所能比拟。
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异常繁荣,丝绸、瓷器、茶叶等特产,在全球范围内都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需求量,是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商品出口国。1567年,明朝隆庆帝宣布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商人出海贸易,指定福建月港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这一政策为后来的中外贸易往来奠定了基础,也让中国的商品得以通过海上航线,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583年,西班牙与中国的命运,产生了第一次深度交织。而这一切的开端,源于1582年的一次出使——传教士阿隆索·桑切斯受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派遣,从马尼拉出发,前往中国澳门。此时的澳门,自1557年起就被葡萄牙人租借,成为葡萄牙在东亚的贸易据点和传教基地。而1580年,西班牙与葡萄牙正式合并,成立伊比利亚联盟,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同时兼任葡萄牙国王,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因此需要向西班牙王室效忠。
阿隆索·桑切斯的表面任务,就是前往澳门,宣布西葡合并的消息,督促当地的葡萄牙人效忠腓力二世,同时协调澳门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往来。但这位传教士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在中国停留期间,并没有只专注于传教和传信,而是利用一切机会,深入观察中国的社会、经济、军事情况,详细记录下明朝的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军队部署、物产资源等关键信息。
1583年,阿隆索·桑切斯返回菲律宾后,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收录在西班牙王室档案中,成为研究当时中西交流的重要史料。报告中,他不仅翔实地记录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还提出了一个大胆到惊人的议题——武力征服中国。在他看来,明朝虽然人口众多,但军队战斗力低下,只要西班牙派遣一支精锐部队,就能轻易将其征服,进而将中国纳入西班牙的殖民版图,掠夺其丰富的物产资源。
几乎在同一时间,已经卸任的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德,也向腓力二世递交了一封《征服中国建议书》。桑德曾长期在菲律宾任职,对东亚的情况有一定了解,但他同样被西班牙在美洲的征服战绩冲昏了头脑,对明朝的实力做出了严重误判。在建议书中,桑德拍着胸脯保证,只要给他人10000到12000名西班牙士兵,再配备十几门精良大炮,辅以少量菲律宾土著士兵,就能替腓力二世拿下整个明朝。
这份征服计划,并非桑德的个人臆想,而是当时西班牙殖民圈的主流共识。1583年4月20日,在菲律宾马尼拉,西班牙教会、军队、王室代表以及普通殖民者代表召开会议,对这份征服计划进行了全面讨论,最终全员通过,一致认为征服中国是“可行且必要”的。他们之所以如此自信,核心就是基于西班牙在美洲的征服经验——既然能以少胜多征服印加帝国,对付“落后”的明朝,自然也不在话下。
他们的自信,还源于对明朝的严重误解。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只看到了明朝的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却没有真正了解明朝的军事实力和社会结构。他们不知道,明朝虽然后期存在一些内部问题,但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强大的动员能力,完备的官僚体系能够快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而数量庞大的火器,也足以对西班牙的军队造成巨大威胁。在他们眼中,明朝的城墙再高、人口再多,也不过是“不堪一击”的目标。
但这份看似“万无一失”的征服计划,最终却被腓力二世搁置,成为了西班牙历史档案里的一叠废纸。腓力二世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并非因为他同情中国,而是基于对西班牙帝国整体利益的考量,他的眼界和格局,远非桑德、阿隆索·桑切斯等前线殖民者所能比拟。
首先,腓力二世清楚地认识到,明朝与美洲的土著王国有着本质区别。明朝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庞大人口、完备官僚体系和强大军事实力的文明古国,并非那些连铁器都未普及、没有统一政权的土著部落。一旦贸然出兵,即便能够初期取得一些胜利,也必然会陷入长期的战争泥潭,消耗西班牙帝国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当时的明朝,仅正规军队就有上百万,一旦全民动员,西班牙那几万士兵,根本不足以控制广阔的中国领土。
其次,当时的西班牙帝国,正面临着来自欧洲的巨大压力,根本没有余力在东亚另开一条战线。腓力二世在位期间,西班牙与英国的矛盾日益尖锐,英国的海上抢劫和对美洲殖民地的渗透,严重威胁到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和殖民利益。1588年,腓力二世计划派遣无敌舰队出征英吉利海峡,一举征服英国,巩固西班牙的欧洲霸权,这才是他当时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抽调大量兵力,前往遥远的东亚,去进行一场没有把握的征服战争。
除此之外,西班牙国内的财政状况,也不允许再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虽然西班牙从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但这些财富大多被王室用于奢侈消费和欧洲的战争,并没有投入到国内的工业发展中,导致西班牙的综合实力逐渐下滑。长期的战争,已经让西班牙的财政不堪重负,再加上国内的经济矛盾日益突出,腓力二世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一场针对中国的征服战争。
就这样,那份被西班牙殖民圈寄予厚望的征服计划,最终被束之高阁,成为了历史的遗憾,也成为了西班牙帝国傲慢与偏见的见证。但腓力二世搁置的,只是武力征服的计划,西班牙人对中国商品的渴望,却并没有因此消退。既然不能靠武力强抢,那就只能老老实实做生意——这是当时西班牙人,在认清现实后做出的无奈选择,也是中西关系,从“征服与对抗”转向“贸易与交流”的开端。
事实上,西班牙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早在1565年就已经开始。那一年,西班牙殖民者开辟了一条跨越太平洋的贸易航线——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条航线以菲律宾马尼拉为中转站,一端连接中国福建月港,另一端连接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专门运输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香料,返程时则用美洲掠夺的白银结算。这条航线,成为了当时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通道,也让中国与西班牙,形成了紧密的贸易联系。
1583年,随着西葡合并的推进,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中国的丝绸,质地优良、图案精美,而且价格比西班牙本土生产的丝绸还要便宜,一经传入美洲,就迅速抢占了当地的市场,直接冲击了西班牙本土的丝绸产业。当时的美洲殖民者,无论是贵族还是普通民众,都以拥有中国丝绸为荣,中国丝绸一度成为美洲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
除了丝绸,中国的瓷器也深受西班牙人和美洲殖民者的喜爱。明朝的青花瓷、彩瓷,工艺精湛、造型美观,不仅是实用的器皿,更是珍贵的艺术品,在欧洲和美洲市场上,售价高昂,却依然供不应求。此外,中国的茶叶、香料等特产,也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成为西班牙殖民者获取巨额利润的重要来源。
中国商品在美洲市场的火爆,让西班牙本土的商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到1592年,中国输往拉丁美洲的货物数量,已经超过了西班牙本土商品,西班牙的丝绸、瓷器等产业,遭到了严重的排挤,不少本土商人纷纷破产。为了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1583年,腓力二世不得不下令,停止秘鲁同菲律宾的通商,试图切断中国商品进入美洲的通道。
但腓力二世的禁令,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当时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利润丰厚,一艘大帆船从中国运货到美洲,所能获得的利润,往往是成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西班牙的商人纷纷绕过禁令,继续从事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墨西哥那边的贸易往来,依然十分红火。据统计,在整个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期间,大约有2亿比索的美洲白银,经马尼拉流入中国,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些白银的流入,极大地促进了明朝的商品经济发展。福建月港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成为了白银的主要集散地,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最繁华的港口之一。每天,无数的商船从月港出发,载着丝绸、瓷器等商品前往马尼拉,返程时则载着大量的白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前来经商,沿海的商人更是赚得盆满钵满。月港的繁华,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手工业发展,形成了以丝绸、瓷器生产为主的产业集群,进一步推动了明朝的经济繁荣。
而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他们陷入了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们咬牙切齿地看着中国商品抢占自己的殖民地市场,冲击本国的产业,却又无力改变这一现状;另一方面,他们又离不开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特产,这些商品不仅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他们炫耀财富、彰显地位的象征。这种矛盾的心态,贯穿了西班牙与中国贸易往来的整个过程,也成为了当时中西关系的一个真实写照。
这种心态,放到今天来看,依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实力雄厚,商品遍布全球各地,不少西方大国,一边抱怨中国商品冲击了他们的本土产业,一边又离不开中国的商品和市场,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中国,却又不敢彻底与中国脱钩。桑切斯在演讲中提到1583年,或许也是想通过这段历史,提醒西方世界:四百多年前,西班牙就曾面对过一个强大的中国,既想征服,又想合作,最终只能选择贸易而非战争;如今,中国比四百多年前更加强大,更加不可忽视,任何试图压制、围堵中国的做法,都是徒劳的。
回到桑切斯的演讲,他之所以刻意提到1583年,还有一个深层原因:1583年,也是利玛窦正式进入中国内地的年份。1582年,利玛窦被调入澳门教区,协助传教士罗明坚开展传教工作,期间多次尝试进入中国内地,却因为明朝的海禁政策和官员的阻挠,屡屡受挫。直到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和罗明坚才获得两广总督的许可,乘一叶扁舟抵达广东肇庆,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开启了他在中国的传教和文化交流生涯。
利玛窦来华后,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也将中国的文化、历史、物产介绍到西方,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他当年带来的世界地图,虽然以欧洲为中心,带有明显的偏见,但也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全貌,而他后来根据中国的认知,修改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则第一次将中国放在了世界的中心,打破了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
桑切斯用利玛窦的故事,其实是想表达一个观点:认知是相互的,四百多年前,利玛窦带着偏见来到中国,却最终被中国的文明所折服,进而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如今,西方世界也应该放下偏见,重新认识中国,尊重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而不是抱着几百年前的旧眼光,对中国指手画脚、围堵打压。
四百多年过去了,1583年的那份征服计划,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繁华,也早已褪去,但那段历史,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1583年的西班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却最终放弃了对中国的武力征服,选择了贸易合作;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四百多年前的明朝,而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任何试图压制中国的做法,都注定会重蹈当年西班牙的覆辙。
桑切斯访华时提到1583年,不仅仅是在回顾一段历史,更是在传递一种信号:中西关系,从来都不是对抗与压制,而是合作与共赢。四百多年前,西班牙选择了与中国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如今,西方世界也应该放下偏见,与中国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毕竟,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被压制的国家,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更是这样。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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